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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留下，有人上路。流散迁徙，各自于不同的落脚处形成新的部落，跳起不同的舞，祭拜起各自的神。

在这样的脉络下，我们如何看待郭强生的作品？如果并列《孽子》和郭的同志三书，我们不难发现世代之间的异同。《孽子》处理同志圈的聚散离合，仍然难以摆脱家国伦理的分野。相形之下，郭强生的同志关系则像水银般的流淌，他的人物渗入社会各阶层，以各种身份进行多重人生。两位作家都描写疏离、放逐、不伦，以及无可逃避的罪孽感，但是白先勇慈悲得太多。他总能想象某种（未必见容主流的）伦理的力量，作为笔下孽子们出走与回归的辐辏点。郭强生的夜行之子不愿或不能找寻安顿的方式。在世纪末与世纪初的喧哗里，他们貌似有了更多的自为的空间，却也同时暴露更深的孤独与悲哀——

有人决定出柜，有人决定不出柜；有人不出柜却也平稳过完大半生，有人出柜后却伤痕累累。无法面对被指指点点宁愿娶妻生子的人不少。宁愿一次又一次爱得赴汤蹈火也无法忍受形只影单的人更多。所有的决定，到头来并非真正选择了哪一种幸福，而更像是，选择究竟宁愿受哪一种苦……

但论当代同志小说的突破，我们不得不归功白先勇。从六七?年代《台北人》系列的《那满天亮晶晶的星星》、《纽约客》系列的《火岛之行》等，白先勇写出一个时代躁动不安的欲望，以及这种欲望的伦理、政治坐标。一九八三年《孽子》出版是同志文学的里程碑，也预示九?年代同志文学异军突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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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回到郭强生一九八七年的《作伴》，那青年作家初试啼声之作。故事中的主人翁无不带有阿多尼斯（Adonis）美少年的双性丰采，而当时的少年果然不识愁滋味。一切的罗曼蒂克不过是有情的呢喃。然而就着二?一五年的《断代》往回看，我们有了后见之明。原来《作伴》那样清丽的文字是日后悲伤叙事的前奏，而那些美少年注定要在情场打滚，成为难以超生的孤魂野鬼。回首三十年来的创作之路，有如前世与今生的碰撞，难怪郭强生觉得不胜沧桑了。

夜晚降临，族人聚于穴居洞前，大家交换了踌躇的眼神。手中的火把与四面的黑暗洪荒相较，那点光幅何其微弱。没有数据参考，只能凭感受臆断。改变会不会更好，永远是未知的冒险。

郭强生的写作其实更让我们想到九?年代两部重要作品，朱天文的《荒人手记》（一九九四）以及邱妙津的《蒙马

——《断代》，页九十二、页九十三

现代中国文学对同志题材的描写可以追溯到五四时代。叶鼎洛（一八九七——一九五八）的《男友》（一九二七）写一个男教员和男学生之间的暧昧情愫，既真切又感伤。庐隐（一八九八——一九三四）的《海滨故人》（一九二五）则写大学女生相濡以沫的感情以及必然的失落，淡淡点出同性友谊的惘然。以今天的角度而言，这些作品游走情爱想象的边缘，只是点到为止。主流论述对同志关系的描述，基本不脱道德窠臼。重要的例子包括老舍（一八九九——一九六六）的《兔》（一九四三）和姜贵的《重阳》（一九六?）等。后者将一九二?年代国共两党合作投射到同性恋爱的关系里，熔情欲与政治于一炉，在现代中国小说独树一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