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伦敦那种不紧不慢的细雨，像谁在半空中用筛子一层一层筛下来的灰。
他站在教堂后排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，以一个外包侦探的身份出席。
不来不行，雇主是警方，死者家属都在，他得露个脸。
但他站的位置很讲究——后排，靠门，方便观察所有人，也方便随时走。
柳衍坐在第一排靠走道的位置。
黑色套装，墨镜，下巴微扬，像一柄收在鞘里的刀。
柳衍旁边隔了一个空位，坐着一个女人。黑色羊毛大衣，没有戴墨镜，头发用银簪子绾在脑后。
两边是她的丈夫和女儿。
她脸很白，是那种长时间不见太阳、在室内待久了的白。
她没有哭。
柳衍也没有哭。
但柳衍的没有哭是绷着的，是刀收在鞘里。这个女人的没有哭是干的，是井底没有水，只剩下枯叶。
柳依，死者的小女儿。
婚后移民纽约。
案发时人在纽约，不在场证明完美。这次回来是奔丧。
眼前这个女人坐在教堂第一排，姿态像一只被雨淋湿了太久，已经忘了自己可以飞的鸟。
神父念祷词的时候她微微低着头。
仪式结束。
人群陆续往外走。柳衍被几个朋友围着，压低声音说着什么。
柳依独自站在教堂侧门外面，风把她的头发吹散了几缕，她抬手别到耳后，动作很慢，像在水里。
手里捏着一朵白菊花，花瓣已经开始发黄卷边。
但她没有独处很久，她的丈夫很快就出来找她了。
她的女儿倒是不在。
宁洱声从她身后走过。
没有停。
鞋底踩在湿石板上的声音被风盖住了。走到街角，回头看了一眼——她还站在那里和她的丈夫交谈。
他拐进地铁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