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; 绿皮火车载着死里逃生的幸存者，轰隆作响地驶向新生活。
然后我回到我的办公室，曾经繁荣忙碌的办公楼里狼藉一片，留下的人屈指可数。我仓皇的下属向我禀报了一个最新的消息:“苏军已攻入柏林，元首于总理府吞枪自尽，纵火自-焚。”
“好的，我知道了。”我一点也不像他那样慌乱，这一天是我期盼已久的结局，“如果你要走，趁现在。”
我最亲近的这位下属并不是德国人，而是一名曾经的波兰间谍。
他年轻英俊，甚至堪称漂亮，在一次行动中被俘虏，审判后原本要被秘密处死，而我在他身上好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，便救了他一命，他就为我效力至今。
几度犹豫后，他摇了摇头:“不，长官，我们必须留下，承担我们的责任。”
“责任？不，是罪责。”我叹息一声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青年看着我的眼睛里满是担忧和崇拜，我安慰似的对他道:“你不会有事的，我才是该负责任的领导。”
几天后，德国宣布投降的消息传遍世界，我负责各项投降事宜，在1945年六月份被逮捕，送上纽伦堡法庭审判。
由于我在战争后期为解救犹太人和战俘作出的贡献，以及我最后配合的积极悔改态度，我最终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，是同级别战犯中受处罚最轻微的一个；而纳粹德国大部分将领，都为了逃避审判或保全尊严选择在上法庭前自杀。
我没有选择自杀——虽然那很容易，只需要咬破自杀假牙里的氰化钾胶囊，我就可以去和海德里希见面。
我必须为我的罪孽服刑，即使我没有亲手制造血腥的屠杀，我也确实参与其中。当一场雪崩发生时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
服刑的生涯乏善可陈，报应来得很快，我在此期间饱受病痛折磨，幸而我还能提笔写一些关于我过去的回忆录，并将它们整理成册，留作警醒后人的纪念。
由于战犯的身份，我并不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欢迎，因为病情恶化而被提前释放出狱治疗的我无处可去。我的生活用度还来自于我手下曾经的一位女间谍，可可·香奈儿小姐。
在我被瑞士当局要求出境后，她为我找到了一处位于意大利马久里湖畔的帕兰扎的疗养院。
在海德里希离开后十年，我终于也即将接受死神的裁决。
那一天晚上，月光透过窗子洒进屋子里，微凉的夜风吹起翻飞的纱帘，恍恍惚惚之间，我仿佛看见一个高大修长的身影站在窗前。他背对着我，逆着光，我看不清他的脸。
前不久我刚做了一场手术，手术结果很失败，术后的并发症使我的脏器迅速衰竭，整个人都消瘦苍白下来，整日躺在病床上几乎无法动弹。